大明王朝以往对圣旨的封驳权，其实在在于六部跟六科，内阁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秘书机构，并没有律法上面的行政权。

之所以会出现内阁封驳圣旨的情况，比如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，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与世宗皇帝硬顶，连续封还皇帝下发的圣谕，其实这项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阁臣或者说首辅身份，而是加衔的六部尚书身份。

就好比沈忆宸是内阁首辅，他实际上还有着兵部尚书的加衔，又好比王文同为阁臣，他身上的加衔为吏部尚书。商辂在早期入阁的加衔为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，但随着他担任内阁首辅，官衔就晋升为礼部尚书。

历史上内阁真正获得行政权，还得到万历年间张居正主导内阁的时期。他借助万历小皇帝不能亲政的契机，把六部以及地方送上来的奏章，由之前的通政司转给皇帝，再转给内阁来票拟。

变成了先转呈给内阁，再由通政司转呈给皇帝，直接颠倒了前后顺序，导致很多奏章需要经过张居正的批准，皇帝才能看到真实的内容。

同时张居正借着内阁起草诏书，敕命的权力，甚至直接绕过皇帝直接用内阁名义下发六部或者地方，把直接平衡的阁部之争，变成了六部成为了内阁下属执行机构。

从这一刻开始，内阁首辅才算是真正的权倾朝野。

不过哪怕就是如此，内阁首辅的权势，依旧是建立在张居正个人身上，换一个内阁首辅就明显无法做到独掌朝纲。

但是沈忆宸在离京之前，与皇帝那场谈话进行了一场政治妥协，他用内阁首辅任职期，换来了内阁首辅秉国之均的权力，从此阁臣不再需要六部官衔的加持，直接用相权就能封驳皇帝下发的旨意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商辂拿出来的是“文渊阁印”，而不是“礼部尚书印”。

相权的独立，代表着对皇权的真正制衡。用简单粗暴方式的理解，就是皇帝可以不喜欢内阁首辅这個人，却不能否定内阁首辅决定的事情。

想要推翻内阁首辅这项决议，就得先把内阁首辅这个人换掉，然后再通过阁部大九卿的廷议，换上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亲信，再下发圣旨盖上“文渊阁印”才能执行圣谕。

单单从这套流程来看，就远比之前皇帝一言堂不知道复杂许多，况且千百年来儒家官员追求的目标，就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。

现如今好不容易做到了这一点，谁还愿意“听命”于皇帝，去换上唯命是从的内阁首辅？

愿意执行这点的官员不是“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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