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有定，故随时以告，而犹皆以致远，斯以为谟之訏者也。

宋自南渡以后，所争者和与战耳。当秦桧之世，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，则以胜桧之邪也有余。当韩侂胄之世，言和守者，以固本保邦为本计，则以胜侂胄之邪也有余。于是而为君子者，不遗余力而言之，以是而忤权奸，获罪罟；而其理之居胜者，煌煌奕奕，莫有能掩之者矣。

乃诚如其言，绌秦桧而授之以兵柄，其遂能雪仇复宇邪？抑否也？斥侂胄而授之以国政，其果能固本保邦邪？抑否也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？其言也，至于胜桧与侂胄而止，而既胜之后，茫然未有胜之之实也。

执桧之说，则可以胜侂胄矣，桧未尝不以固本保邦求当于君也。执侂胄之说，则可以胜桧矣，侂胄未尝不以雪仇复宇昌言于众也。反桧而得侂胄，反侂胄而又得史弥远。持之皆有故，号之皆有名，而按以其实，则皆义之所不许，名之所不称。故桧死，和议不终，苻离之师，先侂胄而沮败。侂胄诛，兵已罢，宋日以坐敝而讫于亡。

无他，操议者但目击当国者之非，遽欲思反。而退求诸己，所以扶危定倾之实政、足以胜彼而大服其心、使无伺我之无成以反相嗤笑者，一无有也。不世之功，岂空言相胜之可坐致乎？侂胄倡北伐之谋，而岳飞之恤典行，秦桧之恶谥定；弥远修讲好之说，而赵汝愚之孤忠显，道学之严禁弛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，而人心益其危惧。徒相胜者，一泄而无余，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？

呜呼！宋自仁宗以后，相胜之习愈趋而下，因以相倾，皆言者之气矜为之也。始以君子而求胜乎小人，继以小人而还倾君子，继以君子之徒自起相胜，继以小人之还自相胜而相倾。至于小人之递起相倾，则窃名义以大相反戾，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。乃其所窃之名义，固即前之君子所执以胜小人者也。

言何容易哉？言而不自省于心，为己之所有余，则是之与非，曲之与直，正之与邪，其相去也不远。何也？义在外，则皆袭取以助气之长者也。故君子知为之难而言之必讱。岂悬一义以为标准，使天下后世争诵之，遂足以扶三纲、经百世、无所疚于天人乎？熟虑之于退思，进断之于密勿，舍之而固有所藏，用之而实有所行。持至是之术，充至直之用，尽至正之经。有弗言也，言之斯可行之。经之纬之，斡之旋之，道备于己，功如其志。则奸邪之异己者不能攻，相倾者不能窃，斯以为贞胜也矣。

六

唐之中叶，祸乱屡作，而武、宣之世，犹自振起，御外侮，修内政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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