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对党，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。

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。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。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，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，判了刑，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。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，包括方声远、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，对于此案，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，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，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。决不能因噎废食，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。但在私下，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，不要总盯着外国人，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。

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。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。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，比如交通、工业和军工部门，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。1917年，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，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“大型”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。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，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，比较激烈的，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，乱世须重典，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，但仍需重典，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，严厉制裁，应当学一学朱元璋。更多的人，比如梁启超，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，比起晚清政府，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，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。令龙谦悲哀的是，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，不是主张严刑峻法，就是默认贪腐，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。龙谦发言说，还是要靠制度。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，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。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，贪腐就会少的多。工程建设、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，比如招投标制度、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、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贪腐也会少的多。龙谦承认，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，但需要时间，需要创造条件。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，修订法律，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。那次研讨会后，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，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，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，但实际效果如何，尚需检验。

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。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。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，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。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、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，没几个百姓懂，更不会用。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，用王宠惠、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，城市，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，广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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