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朝廷之后，士大夫的斗争又空前激烈起来。成宗大王时代，士林势力踏足朝廷，在朝廷急地推行符合士林派施政理念、而与勋旧派方针利益相悖的政治改革，勋旧与士林的矛盾难以调和，最终在燕山君时代引了一连串的“士祸”，连绵不断直到明宗大王时代。在此五十年间的士祸当中，屡次遭受打击的士林势力，在朝廷形成朋党，于是，士大夫的斗争又上升到党争阶段。

“壬辰倭乱”时期，由于战乱等原因，官府能够征召的良民减少，官军无力负担起整个战场的抵抗，而不得不依靠义军作战。因此，对义军的论功行赏产生，从而为贱民、奴婢从良开辟了道路。为数不少的公私奴婢和非两班的良民，通过参加义军而获得官府的嘉奖，或脱离了贱藉，或步入了两班阶层。胡乱当中也有类似的奖赏原则，对建立军功的下层人民授予高一级别的身份。另外，为了恢复战后蹂躏的社会经济，官府采取了卖官的措施，一批愿意缴纳粮食的富农，跻身于两班行列，通过缴纳粮产而晋位两班的并不局限于富农商人，甚至连公私奴婢、手工业者也乐于此道。后来，这种卖官制度成为了惯例，一旦官府出现经济危机，就大量地卖官鬻爵、出售未署名的任命状，晋身两班成为寻常的交易，之后，两班的人口迅上涨，到了近世，两班户在总人口的比重，甚至已经达到多数，占了六至七成左右。

一方面，下层民众不断跻身于两班行列，另一方面，也有不少固有的两班失势，被排挤出权力中心，沦为乡班（乡下的两班）甚至地位更为低下的劳动者。没落的两班是朝鲜王朝不稳定的潜在因素，失意的没落两班往往会与朝鲜王朝生正面冲突，领导各种民乱对抗官府。

由于战乱和饥荒，朝鲜朝政局不稳，两班身份制的变动导致两班人数暴增，但内部低级别两班比例过高，于是两班内部分化严重，掌权两班腐化堕落，失权两班没落贫困，两班总体的社会功能明显滑落；两班社会地位的下滑与中人社会地位的上升，加之在乾国的洋务运动影响下，对外开放导致新兴富民阶层的兴起，两班与非两班阶层间的差别缩小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更导致社会关系生剧烈变动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两班身份价值观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，两班在名义上虽然仍然高居统治地位，但社会身份明显贬值。

两班人口的膨胀一直是两班阶层无法克服的痼疾，两班人口的自然增长，已经使得两班阶层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。而自从朝鲜王朝中期以来，历尽“倭乱”和“胡乱”，两班与庶民的界限模糊，大批非两班阶层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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